公元1621年,在当时是天启元年,明熹宗朱由校即位。这一年,新皇帝的叔父朱常瀛,也就是神宗皇帝的七儿子已经24岁了。神宗皇帝将他封为桂王,按照明代祖制,他将要到封地衡州府,也就是今天的衡阳就藩。 于是,在衡州修造桂王府的工程便要上马。这个消息迅速被宫里宫外的诸多人物盯上了,他们急不可待要在这项工程里大捞一把。 在明朝最后二十年里,这一个荒唐的豆腐渣工程即将把皇室的尊严剥得干干净净。 朱元璋的酷刑 十五世纪,江南著名的书法家、文学家祝枝山在他的笔记中记载了一段故事:“太祖筑京城,用石灰秫粥锢其外,时出阅视。监掌者以丈尺分治,上任意指一处击视,皆纯白色,或稍杂泥壤,即筑筑者于垣中,斯金汤之固也。”意思是说,明太祖朱元璋修南京城,用石灰、糯米汁浇灌墙体,使其坚不可摧。城墙修造按长度分段,由专人负责。朱元璋时常到工地巡视,随便指一处,令人砸开检查。合格的墙体里都是石灰和糯米浆的纯白色,如果稍有泥土掺杂其中,便将监工、工匠全部筑进城墙。如此一来,无人敢敷衍疏忽,南京城因而修造得固若金汤。 祝枝山记载故事之时,离明太祖之世已近百年,故事耸人听闻,未必可信。然而明初对工程质量的监管严格,却实在合于一个新生王朝的活力与朝气。 无论在南京城墙,还是长沙古城墙上,明代砌墙的砖头都刻着铭文,上面有工程负责人、监造官员、制作工匠以及劳役人的名字,甚至还刻有制作的时间。如此一来,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质量问题,都可以层层追究问责。这是古代工程建造的传统,唐代的刑法典《唐律疏议》中就说:“物勒工名,以考其诚,功有不当,必行其罪。” 但是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,都难免随时间推移而变质,随人心散漫堕落而腐朽。 到万历一朝,皇宫的修造花费,已经比民间同样的工程多花上百倍的银钱。万历年间举人沈德符记载说,乾清宫一扇窗户坏了要修,由于内府侵削、小吏克扣、工头冒领的层层贪墨,预算居然高达五千金。于是,当时许多负责或参与工程营造的太监、官吏甚至工头,都大发横财。一个工头,十年里聚敛的财富,可以使他修造的别墅花园媲美皇亲国戚,家里洒扫仆役数十人。嘉靖三十六年,工部尚书赵文华主持营建皇宫西苑楼阁,居然将一半的木料运回家,修建自己的私宅。 五万两白银拿到王府工程 到天启年间,国家的溃败已经一日胜似一日。然而藩王的府邸毕竟是皇室的面子,虽然历经万历年间的几次征战,军费开支浩繁,国库已然见底,但是王府还是要修。 按明朝制度,修造藩王府第,由内官监掌印太监主管。凡有国家营建之事,都要由他监管。手下太监被派去监督工程,领取敕书关防前去,工程竣工即回。 而此时,包括修造王府在内的国家工程早已变成一夜暴富的捷径。于是,人人争相贿赂,希望得到监造的差使。 桂王府工程,在太监与官吏眼中,已经是一块人人都可以下口的肥肉。一名叫翟应魁的管理太监行贿四万两白银,另一名太监黄用则进献了五万两。于是,后者顺理成章地得到了监造的任务。 天启二年(1622),桂王府在衡州开工。修造历时六年,耗费五十万钱,王府才告以落成。30岁的桂王朱常瀛终于可以就藩,住进皇帝为他修造的、代表皇室血统尊严的王府。 这一年是天启七年(1627),凤阳饥荒,澄城民变,清军征伐朝鲜,又攻击锦州、宁远,南方海贼祸乱广东,浙江大水滔天。是年春,还是信王的崇祯帝朱由检与周氏、也就是后来的周皇后大婚礼成,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负责操办仪式,王府的殿宇和陈设器具,全都涂饰草率,漫不经心。原因是李永贞将工程转包,只管坐地收钱。 信王气怒不已。后来他登基为帝,将李永贞处死,但此时的他只能无可奈何。